1989年十月，我们四川达州地区几个县的新兵，大约三百多人，坐上一辆绿皮火车，向北方出发。
我们大多是18-19岁的小伙子，有的刚高中毕业，有的读完初中，有的已在社会上工作生活了一两年，但是，一换上军装，尽管还没有帽徽领章，我们就觉得，我们命运不一样了，我们将命运交给了一支大队伍，交给了国家，交给了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未来。
尽管这样，这几百个孩子，毕竟来自不同的家庭，在火车站到别时，有人和父母面带微笑，有人大声泣哭，更多的人则面带沉默，我想，不管这一刻表现如何，可能都是欣然接受了这个结局，毕竟，这个是我们第一次，独立面对自己选择的命运。
我们的家乡达州地区，属于巴蜀大巴山区，典型的老区，少地，贫瘠，自古以来，老百姓们就过得很苦。我们那里的孩子，改变命运只有两条路，一是考学入仕，因为当地教师资源的稀缺，走上这条路且成功的，只有少数家境较为富裕人家的孩子。二是从军改命，大巴山区因为自然原因，长于此地的人，晓勇好斗，性格彪悍。自古以来，就是出好兵源的地方。商周时期，武王伐纣，巴人前歌后舞，冲在最前面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仅有几十万人的大巴山地区，就有八万人参加了红四方面军，解放后回到家乡的，不足千人，大部分巴山儿女，或失散流离，或战死远方，再也无法回到他们的生养之地。
我当时坐在绿皮火车的靠窗口，好似中间位置。我旁边，是达县乡下的一个新兵，叫龙勇，我坐了半天，也没有同他讲话。后来，我转过头，对他笑了一下，他也对我笑了一下。那孩子1970年的，才19岁，牙齿很白，模样很憨厚。新军装穿在身上，有点傻傻的。
我和龙勇开始聊天，我们各白聊起自己的家乡，父母，火车到了夜晚，外面昏昏沉沉的，凌晨好像六点半，我听到有人喊：集合。然后，我们到了石家庄站，坐上大卡车，颠簸了几个小时，到了一处营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