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神山不知道他们的姓名
- 2020-04-01 08:32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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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创家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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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8日,武汉市雷神山医院,去吃午饭的建筑工人。据了解,雷神山医院建设项目的工人中许多都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农村。记者 赵迪/摄
雷神山的工地上是没有姓名的,通行的称呼是某某“师傅”。细心的工人会在黄色安全帽的一侧写上姓氏,后脑勺位置写上“武汉加油”。
高峰时,武汉为应对疫情而建的板房医院——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工地,2.5万名建设者昼夜劳作。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时,雷神山医院的规划总面积6天增加了3次,从3万平方米增加到7.99万平方米,床位从1300张变为1600张。
紧急赶来将这张图纸落到现实的人群里,有人带着工具连夜开车,也有人骑了2小时自行车。谈起那段生活,一位工人说,自己累得“站着都能睡着”。另一位则说,像这样“带有光环”参与援建工程还是人生首次。
“这是我有史以来打的工资最高的工。”开着面包车赶到武汉的周萍说。
出发前,50岁的周萍对老婆说,好像几十年没做过一次让自己觉得蛮光荣的事情,他希望能抓住这次机会。年轻时他有个军人梦,但体检没有通过。这次他觉得像去战场打敌人,是一件可以对后辈说起来很自豪的事,“到时候对自己小孩子说的时候,爸爸在非常关键时候也去支援了一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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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和建筑材料,都是分批次到达雷神山的。医院建设分几十道工序,29岁的师贞勇属于安装组最早到达的工人之一,他是一名领班,前后带了80名工人。
师贞勇是湖北十堰人。2019年6月,他和朋友在武汉开了一家钢结构公司,在网上卖推拉雨棚。他当过兵,建设雷神山医院的消息传开后,战友们调侃他有事就跑,他听着心里不爽,“脑袋一热”就跑来了。
施工中的雷神山没有黑夜。1月26日晚,师贞勇赶到雷神山时,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扑鼻而来。这里被灯光笼罩,空地上几百台机械设备忙碌地挥舞着“长臂”,发出轰隆隆的声音。
熊小华是湖北天门人。2月6日那天,他瞒着家人,和同一个镇的周萍开着一辆面包车上了高速公路。同时出发的还有身在荆州的易涛。三人相熟多年,在武汉一起从事水电安装工作,封城前一天,各自回到老家过年。
疫情之中,易涛觉得在家待着“有点废了”,去雷神山还能有钱挣。听说工资1200元一天,他有些不敢相信。熊小华和周萍给身边的几十个朋友打了一圈电话,“有的说年还没过完,有的直接说怕死。”当天出发时,本来有9个人,临走前5个人又变卦了。
熊小华很理解,“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往前冲”。他本人没想过有什么后果,将其归结为冲动,“冲动后面是一些什么东西,现在也说不出来。”
除了高额的回报、未知的风险,还夹杂着某种“意义”。熊小华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意义,“现在是和平年代,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,只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思想吧。”
他们到达武汉时,天上下着小雨,宽敞的大道上车辆稀少,静得可怕,这是他们没有见过的武汉。高速路上的工作人员很热情,倒热水、发方便面,有的还向他们致敬。
雷神山路两边停了几百辆私家车,像超大型停车场。从车牌判断,人们多来自武汉及周边地区。有工友在私家车上拉着红色横幅,上书“某某施工队”,或“某氏家族支持雷神山建设”。
看到工地上密密麻麻的黄帽子,他们的紧张感消除了大半。工地到了。
施工远比想象中紧张,师贞勇是夜里12点到雷神山的,还没来得及休息,就被叫到工地上干了一整夜。他们要先跟在挖掘机后面工作——挖土后,安装排水管。
在这座板房医院,他们感觉到了施工的复杂。必须快速完成样板间的制作,图纸只提供了大概的方案,只能凭经验“边施工边拍板边调整”。物资从不同公司临时征调来,不同型号和标准在使用时增加了麻烦。医疗设备的尺寸也要实时和医生沟通。
为了避免交叉感染,雷神山设计的是负压病房,设置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,室外新风经高温杀菌处理后送入医护走道和病房,病房内的空气经两级过滤器吸附处理后排出室外。12米长的管道吊到屋顶上,管子粗到可容成人进入,工人们需要七八个人合力,才能将其架到铁架子上,再与每个房间的细管道相连。
2月1日,查汉军刚到雷神山,就投入到这项工作中。置身其中,他感觉现场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修水库,“热火朝天的,到处都是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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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越来越忙,几乎每天都有新人进来。31岁的工人罗杰回忆,从2月1日起,工地进入全面施工,“越来越需要人”。他所在的班组人数在2月初达到峰值。他的弟弟罗冲,刚在武汉新洲区农村老家举办了婚礼,也喊了5名亲戚朋友赶来支援。
为了赶工期,工人们连轴转。安装两天水电后,查汉军开始加晚班,每天干一夜,再等白班师傅接班。几百斤重的管道压得人腰酸背痛,夜里屋顶到处结霜,人总是摔跟头。赶上下雨,衣服里面全是水汽,贴在身上难受。为了不让自己睡着,查汉军不停活动,“哪个位置一坐,你都恨不得不想动了,那个脚都不像是自己的。”
“时间太急了。”罗杰负责协调一个几十人的班组,一天要带两个手机充电宝,面孔多不好记,忙乱的时候前脚交代的事,他扭头会再讲一遍。
晚上下班都是10点之后。罗杰没空看关于疫情进展的新闻,回到宿舍几乎倒头就睡。打回家的电话也屈指可数,他担心吵醒6个月大的女儿。
作为领班,师贞勇要负责工人住宿信息统计,为工人发放工资、口罩和水。网民们在屏幕前通过直播欣赏医院的崛起时,他每日想的都是如何才能完成施工任务。
那几天武汉常常下雨,师贞勇天天穿着雨鞋在泥地上跑来跑去,脚被磨破了皮。由于任务繁重,他的班组里有人离开,有人嫌累,有人怕死,觉得“拿命换钱划不来”。
2月6日晚,熊小华、周萍和易涛到来时正赶上建设高峰期,逾万人、近1500台机械设备投入施工。
站在屋顶望去,整个工地都是密密麻麻的黄色安全帽。人与人的距离只有几十厘米甚至为0。听到有年纪大的工人咳嗽几声,查汉军会格外敏感,尽量离他们远一点走。一旦听到有人因为体温过高被隔离,熊小华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
喜欢抽烟的人,只能忍着。实在忍不住了,就去空旷地方抽上两支,抽完赶紧干活。几个人同住一间宿舍,易涛格外注重防护,一旦有人抽烟,他会立刻提醒:“又不想回去了?又要祸害大家了?”
只有吃饭时才能将口罩摘下来。2019年武汉那场世界军运会的运动员餐厅,成为雷神山医院后勤保障楼,工人们每天在这里吃饭,餐厅里撤去了桌椅,他们就餐时或蹲或席地而坐。用餐高峰时,要排半小时到1小时的队。
早餐多是面条,中午可以领到三菜一饭,每天能吃到肉。每隔几天会发一袋熬好的中药,帮他们“增强抵抗力”。午餐后,罗冲和工友们能领到一个口罩,起初几天是N95,后来变成了蓝色的医用外科口罩。
去雷神山前,周萍准备了生活用品,但到那里发现用不着,宿舍里的雨靴、雨衣、棉被、牙刷、牙膏、沐浴露一应俱全。每晚10点,加班工人还可以去领饮料、牛奶和面包,以补充体力。矿泉水供应未中断过,看到有的工人不喝完就丢掉,周萍觉得心疼。
工人们都不回去午休,困了就在工地上躺着睡一会。几乎每天都有新人到来,宿舍也在不断调整。
病房排水管道位于地板下,工人们需要爬到里面施工,由于施工夹层只有40厘米到60厘米的空隙,需要屈膝作业,周萍的个子太高无法进入,就在外面递工具。
雷神山医院“边建设、边验收、边培训、边收治”,有时候急着赶工,赶上雨天,工人连雨衣也来不及穿。眼看每日不断增加的死亡病例,病患排队等待一个床位,熊小华说,大家心里很着急,总希望快点做。谁不想加班时,领班们会鼓励坚持一下,再坚持一下,“快一个小时就相当于救一条人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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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杰回忆,2月8日那天,他们负责的24间病房验收完毕,下午做完卫生,护送病人的救护车晚上就到了。
除了救护车,工地上还常见爱心企业捐赠物资的车辆。有的拉着管材、空调,有的满载给工友们的牛奶、泡面和能量饮料。
第一批病人入住后,工人们每日结算的薪水也有了变化,从之前的1200元一天涨到2000元。
到2月14日,雷神山医院内部基本交付使用,大批工人开始撤离。有工人向师贞勇提出隔离要求,他去反映,“上面人说是没地方安排”。工人们被要求回家隔离,隔离期间可获得补助。
师贞勇的几十名工人走了大半。他本计划回十堰老家,但当地村干部不希望他回去,还说回去就把他“抓起来”,这令他很气愤。后来,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又打电话安抚他说,“你是我们这里的人,回来也是我们的英雄,怎么可能把你关起来?”但也希望他继续留在武汉。
县里又给他家送去了酒精和口罩,并给他的父亲开了特别通行证,让老人可以去另一个村子里看孙子。师贞勇心软了,决定留在武汉负责一些收尾工作。
他的队伍里,有8名水电工最后留下,用将近10天时间,对几十间病房进行收尾检查,确保病房里的灯、插座、空调、电视能通电,更重要的是保证房间里的每一个阀门不渗水。
除此之外,工人们还要对负压病房进行调试,把可能会漏气的位置,用锡纸胶布全部密封——将一根棍子绑上一小条一小条的纸巾,放在缝隙位置,纸巾动则代表漏风。工人们就这样一点点测试,直到整个房子密不透风,像气球一样严实。
他们也为病房浴室的花洒“站过岗”。在安装淋浴花洒时,他们发现总是有花洒在第二天不翼而飞。补上后,第三天发现又有几个不见了。他们觉得窝火。病人尚未入住,几个工种的工人还在不同房间收尾,门不能上锁。为了防止花洒再次被偷,他们两人一组,夜间轮流值守,从晚上10点到早上7点,每隔1小时就巡视一圈。
就在即将收尾时,医生验收病房发现了新的问题:进气管道装在病床床头,排气管道在床尾,风从床头吹进来时,将加大空气流动,进而增加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。
医生建议,将进出气管道对换位置。8位师傅迅速商讨施工方案,临时做出了一个样板间,由医生验收后再对剩余房间进行调整。为了保证尽快完工,6名工人从其他区域被紧急调到这里,14名工人连夜加班。
2月24日前后,几十间病房迎来了入住者。周萍觉得,这是一种对工作成果实实在在的回馈,“你会想到,那个房间的灯是我安装的,那个房间里的冲水阀门就是我装的,就有这样一种感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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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尾检查期间,师贞勇几次萌生了回家的念头,但自从2月12日队上有工人回家后被查出感染,要求越来越严。熊小华的老婆给镇政府打电话,想让丈夫回家,但镇里说最好别回,回来后要在外面隔离,所有费用自理。
几位师傅觉得,不如安心做完事再返乡。他们相互鼓励要坚持。
新任务很快来了——进入医院内部维修烟感器。由于工人前期在屋顶施工,一些线路磨损,导致一部分烟感器无法正常运行。
当时,病人已经入住。走廊分为医护人员走动区和病人走动区。听说要进医院,师傅们觉得害怕,在门口迟迟不敢进去。项目经理不断安抚,大家仍不敢迈步子。
师贞勇只好打头阵。他说,自己性格一直胆小,心里也害怕,但既然是领班的,就该往前冲。易涛陪他进入走廊后才发现担心多余——走廊里除了穿着绿色工作服走动的医护人员,还有其他工人在施工。
走廊的烟感器修复完后,还要去病房里安装烟感器。这又是一场心理考验——进病房避免不了会和病人接触,带来感染风险。
防护服穿到身上,紧张感才慢慢消除。两层防护服像巨大的塑料袋套到身上,整个人热得汗流浃背。护士们培训他们如何穿防护服、戴护目镜,并帮他们捏紧两层口罩的鼻梁夹。
工人们第一次体会到医护人员的不易。他们每天要进出3次病房,每次换防护服要花费20分钟。因为衣服很薄,怕划破,他们不敢乱动,操作幅度不敢太大,一旦流汗,护目镜上有了雾,就只能先暂停,找个地方坐会儿,平静下来再继续施工。
最让师贞勇畏惧的是去重症病房,房间里四五十个病人身上插着管子,痛苦地呻吟。两位工友在里面安装烟感器时,目睹了一场生离死别。那是一位80多岁的老者,七八个医护人员站在他的床前,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,现场氛围凝重。看着老人被推出病房,两人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。
来雷神山前,几位工人都以为七八天就能完工回家,没想到回家的日子一拖再拖。为了不让家里担心,他们每天跟家里报平安。如果要加班,熊小华会提前告知家人,以免他们担心。
师贞勇的家人每天都在催着他回家,有一天晚上,他手机没电了,重新开机后接到十几个来电,家人纷纷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,非要跟他视频聊天才放心。
3月5日,工作终于结束。几个人都没敢将进过病房的事告诉家里。直到做过核酸检测,周萍才敢跟家人讲这件事,他把写有自己名字的防护服照片发给老婆,说自己做的事非常有意义,平安无事,让她放心。易涛一直没跟家里提过,他打算回家再说。
等待检测结果的那个夜晚“相当漫长”。熊小华翻来覆去无法入眠,不停抽烟。这一晚,宿舍的灯亮了一夜,但房间里静悄悄的,没人说话。看到新闻里说很多人属于“无症状感染”者,他总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怀疑态度。“我们好多人都因为熬夜有点轻微咳嗽,大家都怀疑自身可能有点什么问题。”到武汉后,他们处处小心,连睡觉时也不敢摘口罩,师贞勇的耳朵都被勒脱了皮。
第二天,所有人的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。几个人在附近超市买了一箱啤酒和几瓶白酒,一起庆祝“重生”。
终于松弛了下来。周萍掩不住喜悦,“就觉得哎呦,这一仗打下来,自己还没受伤,该赚的钱也赚了,该做的事也做了,也可以回去向老婆交差了,心里高兴不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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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期,工人离开雷神山后,会被安排去酒店隔离。师贞勇他们都去了酒店,滞留在武汉,等待城市解封。
3月20日,针对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滞汉参建工人陆续返岗问题,武汉城乡建设局发布通告称,对外地人员,将陆续安排返乡,对有意愿继续留汉务工的,将结合复工复产安排上岗。
随后,不断有湖北省内工人返乡。
看到医护人员纷纷返程,工人们也希望尽快解除隔离。“护士是真正的一线接触者都可以撤,为什么我们不能撤?”一位工人说。
熊小华觉得隔离时间有些长,“其实我不要隔离(补助)费都可以,我一天(出去干活)的话弄个1000多块钱也都可以呀。”隔离期间,他们只能在酒店待着,实在无聊,就在房间里走走,看看电视。
一天,去国外援建方舱医院的消息突然在群里传播,招工者声称,日薪1000多美元,长期不出酒店大门的工人纷纷心动,报了身份证、电话、银行卡信息。事后发现是个谣言,连信息里的字也是错的——“方舱”两字写成了“方航”。
熊小华说,手艺人靠市场吃饭,没事做就没钱,“所以总是想破头想找好机会,想挣更多的钱。”工人们平时干惯了活,只想尽快回归。
滞留后,熊小华错过了家里的春耕。他家里有6亩地,以往每年到春耕时,他都会请十几天假回家播种。今年,只好请乡亲帮忙耕种。
师贞勇的钢结构公司直到现在还未完全复工,但网上不断有人下订单,定购推拉雨棚。因为隔离期还未到,对于急着要货的客户,他只能放弃,看着单子飞走。
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,4月8日武汉将解除离汉通道监控。易涛打算解封后立刻回家,往常在武汉做工,他常常半个月回一次家。8岁的儿子不喜欢表达,视频聊天时只是冲他笑笑。将近两个月未归,他知道儿子想念爸爸。
查汉军则计划等到全国大解封再回家,他听说有工人回乡后,村子里的人都避着走,觉得气愤。田魁就是其中一个。3月3日,他开始在指定的隔离点进行医学隔离观察。3月21日,拿着医院开的证明和绿色“健康码”,他回到了老家襄阳。
令他没想到的是,在他回家前,村干部几乎挨家挨户通知人们都要远离他家。“农村就这样,不知道怎么和大家说明白。”田魁有些懊恼,各级政府都放行了,村里人却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。
他想等着武汉解封后,再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,忙完年前没弄完的工程。原本,武汉封城前,他和父亲从武汉驾车回到襄阳,居家隔离了14天。隔离期满后父子俩又踏上了回武汉的路,这一次是去帮助武汉。
“当时想着,疫情闹得可能今年的行情不太好,能多挣钱就挣一点。另一方面,我在武汉差不多前后待了20年,不管怎么说多少有感情。”田魁说,“武汉要是垮了,我们这些长期在武汉生根落脚的,以后生活就更麻烦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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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天来,工人们看着这个城市陷入低谷,又亲手帮助它走出至暗时刻。隔离酒店外的高架桥上开始车来车往,对面办公楼以前灯是关着的,如今一间间方格正逐个点亮。
熊小华、周萍、易涛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合同工,为人们在各个地下车库安装充电桩。做水电工流动性强,一旦没活儿就意味着没钱赚。
2020年,3人本就谋划着开个早餐店。在雷神山,他们就开心地讨论过这个话题,想着卖什么食物,去哪里租房,3人如何分工。但等到武汉解封之后,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继续“钻”入地下,跟充电桩打交道。
熊小华将医护人员比作鲜花,将工人比作土壤,“鲜花的后面也是土壤在烘托呀,我们,土呀。”
在周萍看来,此次援建的回报远远大于付出,日工资是日常的4-6倍。另一方面,他觉得,人生已过半,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行程,“像我们这种年纪的,就觉得在这个社会上,如果能够尽自己的一分力,得到别人的认可是非常有成就感的。”
有一天,火神山一个工友告诉师贞勇,那边有人感染,让他赶快走。他说自己一直胆小,听到这个消息一晚上没睡着,“那一天是最害怕的,我今年才29岁,(感染了)一辈子就完了。”但要走的话始终说不出口。看别人想走,他还会鼓励几句。
师贞勇说,自己是不会拒绝的人,选择留下就像选择来到时一样,带有冲动性和一种说不清的使命感。以前当兵时,抗洪、抗旱、修堤坝,这次,他本能地觉得自己得来。
他不喜欢偷懒、抱怨的工人,紧张赶工期时,看到还有工人忙着在社交网站直播,他就气不打一处来,想把人家手机砸了。
在查汉军看来,这次经历既不值得炫耀,也不意味着自己“作风有多高尚”。他只知道,国家付给自己这么高的工资,就应该对得起这份工资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“肯定不要去做一些偷奸耍滑的事情,干活的时候就好好干,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。”
罗杰想到的是“子贡赎人”的故事。古代,鲁国有一道法律:如果鲁国人看到本国人在他国成为奴隶,只要把他赎回,国库就会报销这个人的赎金。子贡赎回一个鲁国人之后,却拒绝让国家报销赎金,认为自己的行为更像是对国家的天然义务。孔子批评子贡“取其金则无损于行,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”,大意是说,如果你不要这个钱,虽然你自己在道德上获得了一种满足感,但是其他人的积极性却降低了。
“我就感觉这个故事很贴切这个事情,我们拿到了比往常高的工资,但不是什么英雄。”罗杰说。
他见证这座城市成长,看着汉阳从落后发展到现在。他能扳着手指数出自己参建过的大项目——武汉园博园、汉阳国际博览中心、省委组织部大楼……他也经常跑出武汉去讨生活——兰州、重庆、南宁、锦州、绍兴等地的国际影城和景区。大部分时候他做水电工程,后勤、仓库管理、司机,他也做过。年前,他在美国驻武汉领事馆做工程,疫情发生后,复工一直没有消息。他没学过英语,依靠翻译软件与工作中认识的外国朋友保持联系。
一位工人自豪地向记者介绍,自己参与过武汉绿地中心的建设,这座原设计高度636米的大楼建成后将是一处地标。
尽管不确定出处是哪里,他们见过一些“纪念牌”,有的写着“2020武汉抗击新冠病毒志愿者行动抗疫先锋”,落款是“雷神山突击队赠”。有的装在红色盒子里,印着“抗疫战士留念”。罗杰和工友见过不同版本,他们猜测可能是有人自己制作的,留个纪念。师贞勇很想拥有这样一块纪念牌。百无聊赖等待解封的日子,很多工人都“盗”过这样的图,在微信朋友圈里给自己留一个“纪念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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