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场日记（九）咋就成重伤员啦？

1979 年 2 月 24 日

深夜，靠在田埂上，闭目将昨天受伤后的经历捋了一遍。

炸我那颗炮弹并不大，昏迷没多久。醒来时，头部连带左眼已被包住，传来的声音显得十分遥远。我揉开血浆糊住的右眼，第一眼见到卫生员张开祥，心里踏实许多。张开祥帮我挪开压在腿上的杂物，凑在没包住的右耳边说：“气浪把你从墙洞推进来，伤口已经包扎了。”

我定了下神，挣扎着坐起来：“眼睛怎么样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张开祥回答。

“连队往哪个方向去了？”

“光顾包伤口，没注意。”

我指着不远处躺着的一个战士：“他怎么样？”

“牺牲了，好像是一机连的。”

当务之急是找连队。手上没有地图，回忆打响前研究地形留下的印象，当前所处位置应该是104 主峰向公路延伸的山梁。巴莱公路在西面，漏网之敌顺山脊向公路逃窜，如果贸然往西说不定误闯敌群；正南的高地还在敌人手里，上午封锁“鲨鱼脊”的机枪就是他们打的，连队不可能去那边；向北当然安全，但绝不能——那是祖国方向，向北一步就意味着退缩！况且，北侧的地雷肯定不少。

我决定回主峰！张开祥搀着我原路返回。

过火的飞戟 草一片漆黑，被机枪封锁的“鲨鱼脊”消停了，倒下的两个战士已被运走。

爬上主峰，一连指导员邓泽富正忙着组织防御，见我满头是血猛然一愣：“老许，负伤啦？重不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。

邓泽富是四川大竹县人，比我早一年入伍。他拍拍一个战士的肩膀：“到那边再挖个掩体！”随后把我塞进刚挖好的猫耳洞：“放心吧伙计，有我在就有你在！”

说话间，敌人又打来几发炮弹，其中两发没爆却激起一片烟尘。不知谁喊了声：“毒气弹”！大家手忙脚乱取出防毒面具。直到这时才发现防毒面具找不到，大概包扎时弄丢了。张开祥摘下戴好的面具，转身套到我头上，然后撕开个急救包，从水壶倒水打湿纱布垫，用三角巾系住鼻子和嘴。

我俩趴在地上，脸部紧贴地面，好一阵才知道是场虚惊——两发哑弹！

我闭眼蜷在洞里冥思苦想连队的去向。太阳快落山时，邓泽富的头伸进洞口：“老许，帮你问过，营部也不知你们连的位置，高地打下来就不算我们的配属分队了。”

我不甘心：“让他们再问问司令部？”

邓泽富一脸无奈：“今天实在没法，等会儿副营长去开会，准备把我们连的轻伤员带下去，你跟着一起走”

张开祥扶着我，跟在十来个伤兵后面，深一脚浅一脚地顺沟向下走去。

天渐渐暗下来，沟里黑得更快。一营几个伤员伤势不重，都想在天黑前赶到卫生队，没多久就甩开我一大截。我左眼包着急救包，眼镜不知去向，磕磕绊绊十分缓慢，不知不觉脱离了队伍，只剩张开祥我俩。真难为张开祥，本来小臂肌肉萎缩就使不上劲，这边还得拉着我。

约莫一个多小时，张开祥压低声音说：“沟里有水，歇会儿吧。”

我侧过没包住的右耳，果然听到哗哗水声。

灌满水壶坐下，抬头四处张望，发现往下两三米处好像躺着个人。我掏出手枪，张开祥过去摸摸，转回头说：“死的，应该是自己人。”

我走过去，借着水洼的微弱反光，只见尸体没有上衣，腿上打着绑腿，足穿防刺鞋，毫无疑问是我们的烈士——越军不打绑腿，也没有防刺鞋。我又仔细分辨一阵，这张脸似乎见过，像是二连的一个四川兵。张开祥蹲在烈士遗体旁判断：“可能是受伤找水遇到敌人，上衣被剥去领赏了。”

战前听说过，越军打死对方人员都设法剥去上衣，凭衣服上的领章领奖。张开祥的分析不无道理，这地方危机四伏，必须加倍警觉。我悄悄掏出一颗子弹装进上衣口袋，万不得已时留给自己，张开祥解开烈士身边的雨衣盖在遗体上。

无法看清手表，估计是晚上八九点钟，明显感到地势转为平缓，好像是收割后的稻田，看来已经下到山脚。如此瞎闯十分危险，张开祥建议在稻田里休息一下。

负伤后一直没感到疼，坐下来却浑身无力，头上的伤口开始一鼓一鼓地向外胀。张开祥摸摸我前额，低声说：“副指导员，好像有点发烧，打一针吧。”闭灯注射是卫生员平常训练的基本功，这会儿派上了用场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张开祥把我摇醒，摆手不让出声，紧贴我右耳悄悄说：“那边好像有人说话。”我打开手枪保险，侧过右耳分辨，果真有动静。

张开祥匍匐在田埂上，用越语喊了一声“诺松空叶！”对面立刻静下来。我分析，这个位置地形开阔，越军特工一般不会利用这种地形偷袭，估计不是自己人就是趁天黑回家拿东西的老百姓。肃静几秒钟后，我压低声音补一句汉语：“出来！不出来就开枪啦！”

或许熟悉我的口音，对面回话了：“是我，一营部的。”悉悉索索过来俩人，其中一个认识我，是一营的步谈机员。

“你们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腿负伤了，下来时没跟上。”回头指着另一个伤员：“他本来能跟上，因为等我才掉队了。”

两个兵一个小腿伤一个大臂伤，趁张开祥摸索着给他们检查伤口的功夫我问：“步谈机还能用吗？”

“刚才修了一下，开机没敢通话。”

我大喜，指示步谈机员开机，用密语向一营报告：“82无副政指头部负伤，现在104 主峰正北山脚，共三名伤员。”

没几分钟收到回复：“已报团指，请自行向公路靠拢，派担架去接。”四周一片漆黑，鬼才看得见公路。

“别急，今晚在这儿休息。”我轻声嘱咐。两个伤员老老实实靠着田梗，没过几分钟还响起小呼噜，气得张开祥不时捶两下。

天大亮了，我仔细判定周边地形，公路应该在正西方向。直到这时，张开祥突然想一件事：“副指导员，眼镜在你包里。”我连忙摸出眼镜，一个镜腿挂住右耳，另一个镜腿插在左边急救包上，张开祥撕个布条，帮我在后脑勺把俩眼镜腿拴在一起。

“带好东西，我们向公路靠拢，沿途听我指挥，步谈机开机，没我命令不准联络……”我向两个伤员交代几句注意事项，互相搀扶着向公路方向缓慢前行。

大约半小时，遇到前来接应的民兵。我吩咐：沿山谷向上几百米的小溪旁有个烈士，去一副担架把他运下来。另两副担架抬上一营的伤员，我用不着，腿脚没事儿。

团卫生队的救护站设在公路拐弯处土坎下，一群人跑来打招呼，军医朱富没管担架上的伤员，急忙扶我坐到一块大石头上，摆弄好一阵子才说：“伤口包得挺好，基本上没感染，到医院再拆急救包吧”。

朱富我俩是同年入伍的老乡，他边给那两个伤员检查边与我聊：“急死我们啦。有人看见你头部负伤，后来又说牺牲了，我一直留意，看抬下来的烈士里有没有你。”

“伤不重，快帮我问问‘82 无’在哪，抓紧时间回去！”

“那可不行！头部伤必须后送，这是规定，送到这儿的伤员一旦出事，我们卫生队是要负责任的。”随后又加上一句：“别看现在好好的，说不定里面还有弹片，脑组织一旦被弹片损伤，会有生命危险，可真不是吓唬你。”

我知道拗不过他，只好对张开祥说：“我到医院取出弹片就回来，你先在卫生队帮忙，有连队的准确消息再回去。”

一营两个伤员已上车，朱富和张开祥推推搡搡把我塞进驾驶室，汽车一直向北开去……

师医院坐落在那发大桥北侧，就是二排打响第一炮的芭蕉林附近。汽车在几顶帐篷前停下，一男一女两个兵扶我走出驾驶室。

也巧，想不到这地方还有熟人。

当兵八年没闹过大病，压根儿不知医院门朝哪儿开。不过，师医院确实有个熟人，就是眼前这个女兵。我怕认错人，先试着问一声：“是王蓉吗？”她惊讶半天没认出是谁。难怪，没戴军帽的光头上裹着个急救包，满脸脏兮兮的，眼镜腿拴在后脑勺上，如此狼狈谁能认出来？无奈，只好自我介绍：“还记得剑川的收发室吗？”王蓉这才醒过神：“哎呀，怎么是你？你们司令部也遭炸啦？”顾不上多解释，只简单回了一句：“我下连队了，在82 无坐炮连。”

认识王蓉是1977年，她到我们团协助卫生队搞化验，每天下午肯定在收发室门前守候，为了早两分钟拿到家信，少不了与我这个收发套磁。

王蓉紧着招呼人，医生们把我扶上床。我躺在铺着雪白床单的手术台上踌躇：“这一身泥，别把床单整脏了！”一个护士拿着注射器叱责：“别说话！打麻药可疼啊！”

这话多余得，难道小针头比弹片还可怕？打完麻药，耳边叮当乱响，没几分钟就取出了弹片。随后，有人端来一碗米饭，还有白萝卜炒腊肉。

上顿饭是前天晚上吃的，算起来有40多个小时了，这会儿也顾不得吃相，管它生熟凉热一股脑往嘴里塞，边吃边回答提问。

不知不觉睡着了，十多天没沾床板，这觉睡得踏实，被推醒时天已擦黑。一个护士提着我的挎包和水壶：“把东西收拾好，等会儿来车转送60 医院。”

听这话我急了：“伤口不是已经处理了吗？有方便车我马上回连队！”

医生护士七嘴八舌解释，王蓉也跟着劝：“头部伤属重伤员，必须马上后送。60 医院就在金平，没事再回来嘛！”

转来转去咋就变成了重伤员？天色已晚，又搞不清连队的方位，今天是回不去了，先到60医院睡一觉再说！  

【作者简介】许向斌，网名：号兵， 河北唐山人，1970年12月入伍，服役于步兵第92团，1979年参加自卫还击作战，1984年参加者阴山作战；历任82无坐炮连副指导员、指导员，营副教导员；1986年退役，历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、市社科联主席。